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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这几个唱歌的小镇青年,没有杀回北上广

    发布时间:2019-07-08 17:56:47 来源:凤凰网

    从2009 年第一专辑发布到现在,五条人几乎每年春节都要回自己家乡海丰办一场音乐会,这一切就如最初他们靠卖打口碟、卖盗版书、贴小广告为生,却在第一张专辑《县城记》中写下他们赤诚而淳朴的小野心:“立足世界,放眼海丰”。我们选取叶三《我们唱》一书中对五条人的采访,重新认识那些已经被五条人唱到歌曲中的小县城与年轻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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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 五条人,民谣组合,来自广东海丰,近年来中国内地最受瞩目的民谣组合之一。图为五条人目前成员仁科、鼓手小宇和阿茂在排练室中。

    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

    文| 叶三

    1

    2016 年6 月5 日,广州大雨。鹭江商贸楼二楼的琴房,仁科和阿茂正在排练。

    这是一间十平米的正方形小屋,没有窗。阿茂拧亮夹在架子上的阅读灯,光射向天花板;四周的墙壁工整地钉着红白蓝三色横条纹的塑料袋,那是仁科和阿茂用一天完成的装修。起初他们买来隔音材料贴在墙壁上,“估计甲醛超标”,阿茂说,“装完后屋里臭得进不去人”。

    这二楼原本是个大排档,每个小屋都是个铺位。大排档倒闭后,铺位被改建成联排单间,不少广州摇滚青年租来做排练室,月租1000 元。

    雨打在铁皮屋顶上,造成紊乱的鼓点。吉他、贝斯、键盘、手风琴、鼓和音箱站着,效果器摊在脚边,音频线整齐地挂在墙上。仁科和阿茂拿起琴,摆好架势。此时屋里剩余的空间大概还能容下一只猫。

    “他是个画画的,他是个画画的,手筋断了你让他怎么画啊(《走鬼》)?”合着雨声,抱着吉他的阿茂在唱。他们的现任鼓手小宇在深圳,架子鼓后面的凳子空着。唱到副歌,仁科停下手风琴,前跨一大步,倒拿鼓锤加上一串鼓点——在结尾,他干脆将鼓锤丢向他够不着的军鼓,补齐最后一拍。

    大股大股的雨水绞成粗麻绳,不管不顾地浇下来。一个湿漉漉的青年背着贝斯在走廊上经过仁科和阿茂。他们同时丢掉烟头,相互点头问好。隔壁是个重金属乐队,阿茂笑眯眯地介绍道,这里隔音太差,“他们一开始排练,我们就只能休息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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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 仁科、鼓手小宇和阿茂为“大时代歌厅演唱会”拍摄宣传照/ 2015 年

    2009 年,一张名为《县城记》的唱片让人们认识了这两个用海丰话写歌唱歌的青年。初版《县城记》的CD 装在大信封里,信封内还有个户口薄,红色封面一本正经,内有仁科和茂涛(阿茂)的履历和照片——仁科细瘦,阿茂精壮,两人都是南洋青年的典型面孔。唱片的歌词印在一张假报纸上,“县城记”三个大字下面八字真言:“立足世界,放眼海丰”。他们的音乐古怪而才气横溢,像莽莽大地上忽然绽放出的一朵奇葩。那一年,五条人被誉为“广东民谣音乐圈最大的惊喜”。

    “条”在粤语中常被用为量词。名为“五条人”,《县城记》出版时,这个乐队只有仁科和阿茂,共计两条。关于乐队名字,仁科有各种各样的说辞,最为文艺的一个是,这个名字出自杜可风的电影《三条人》。

    看《三条人》是在2005 年,那时19 岁的仁科和24 岁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。

    石牌村是广州138 个城中村里最大、历史最长的。它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中部,周围是CBD 的高楼大厦和商业街。进得写着“石牌”的牌楼,右手是池氏大宗祠;再往里走,视野骤然收缩,目光所到之处全是楼。楼与楼之间距离不足一米,开窗便能贴面,当地人称石牌村的楼为“接吻楼”。抬头,密密麻麻的楼群之上不见天光,楼与楼间,一百多条羊肠古巷网罗无数商铺、小饭馆、烧烤摊、理发廊、诊所、修鞋铺、碟片店、租书店、成人用品商店……这里的空气滋味暧昧,混杂着花香,饭菜香,泥土气,汗味儿,还有各种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儿。

    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五万多人,人均居住面积1.3 平方米。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,他们之中有学生、IT从业者、“走鬼(摆地摊)”的小贩、站街女、作家、酒鬼……当然,还有音乐人。

    在搬出石牌村的时候,广州音乐人王磊写过一首《石牌村》:“我楼下是防盗门的加工厂/生意特别好/声音特别响……天刚蒙蒙亮/困意上了床/太阳是希望/白日真紧张。”来到广州的第二年,仁科和阿茂一起住进了石牌村。大半年后,仁科一个人租了个月租300 的单间,有时候他会在六楼的天台上俯瞰这个城中村落,弹着吉他唱歌。

    2006 年,盘古乐队的前贝斯手李文枫作为监制,将仁科这个时期的作品收录进仁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春就很好听了》。李文枫也曾是石牌村的居民。

    十年之后的夏天,石牌村传来消息,改造计划又一次被推迟了。雨下起来的时候,池氏大宗祠的门口南方花朵开得恣意,年轻的姑娘撑起了雨伞,看宗祠的大叔们正在乒乓球台上激战。接吻楼的墙壁上,房屋出租广告仍然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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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俯瞰广州石牌村

    仁科和阿茂结束排练的时候,雨已是尾声。他们斯文的牛仔裤和帆布鞋都还干干净净的。阿茂将吉他收入琴盒,背上帆布包,摆手召车,回他大学城的住所去。而仁科沿着新港西路,一路向西。“我喜欢走路”,他说。

    在博尔赫斯书店,仁科买了一本吉尔.德勒兹的《运动-影像》。他熟练地在扉页上盖上博尔赫斯书店的钢印。收款台旁边的书架上摆着菲利普图森全集,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设计的。其中一本《急迫与忍耐》的封面上,一个人安详地躺在远去的公共汽车旁,双手放在胸前。仁科说他是这幅画的模特。

    仁科双子座,他说自己眼下29.7 岁,还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。来了广州近十年,他似乎活得很得章法。指着路过的学而优书店,他说他有打折卡。又指着不远处的一家老牌酒店,他说他每天都去酒店里只对宾客开放的泳池游泳。“我有办法”,他平和地解释。雨已经完全停了,他决定散步回家。夜幕降临到广州,路口此起彼伏亮起了灯,他左右望望,倏忽消失了,既像是一滴水,也像一尾鱼。

    2

    仁科生于1986 年,阿茂生于1981 年;两人都在少年时期随家人迁居到海丰。

    2003 年,阿茂已到广州两年,靠卖打口碟为生。从中学开始,他就在听哥哥大茂从广州带回的唱片,国内的崔健、祖咒、舌头、盘古;国外的平克、枪花、涅槃;各大牌摇滚乐队还有港台音乐,阿茂混起来,什么都听。开始卖碟之后,他也听自己进的货,除了英文唱片,还有阿拉伯语的、法语的、西班牙语的,各种小语种都有。刚开始写歌时他用普通话,歌词叛逆又稚嫩,多是“我的兄弟,我明天要走了”之类。

    忽然有一天,在买菜的路上,阿茂哼着一个旋律,发现自己自然而然地用海丰话唱了出来。

    阿茂的哥哥大茂有个朋友网名“区区500 元先生”。500 元先生比阿茂大4 岁,当时在海丰中学当美术老师。有一次在广州,阿茂跟500 元先生聊天,提到他写的海丰话歌曲,说打算在街头唱着玩玩,500 元先生听了说,那干脆搞个大型的,联系一下其他有写歌的本地人,搞一个“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”。

    那个时候,仁科16 岁,在工艺美术班里学画画,老师告诉他,拿毕业证要交五十块钱。他说:“还要五十块?那我不要了。” 听到“海丰原创音乐会”的消息,又听到500 元先生说“只要是自己写的歌就可以参加,什么歌都行”,仁科马上躲进房间去练吉他。

    报名来参加音乐会的人不少。演出场地在定在文化局的门口,当时文化局的领导说,过年做这种活动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好事,节目可以搞得丰富多彩一些。另外,歌词要交上来审查。有一首歌叫《海丰雷鬼》,某领导看了说:“过年过节的,雷鬼这两个字看着很不吉利,改个名字。”500 元先生告诉他,雷鬼嘛,就是海丰天上的雷公……其他不知道歌词的歌500 元先生就现场瞎编歌词,或者写“纯音乐”,报上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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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 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石牌村住所,墙上是仁科的画/ 2005 年

    大年初三,海丰原创音乐会如期举行。海报是500 元先生和朋友们用广告颜料手绘的,贴得满街都是,像牛皮癣;音响设备也是500 元先生四处搞来的。文化局的老式楼大门宽敞,门口两只大柱子,几级台阶,台阶上就是舞台。怕社会上的人捣乱,公安局还派来一队人坐镇。

    文化局在海丰的主干道旁边,赶上过年,路过的年轻人、中年人、阿公阿婆、摩托车、小孩猫狗,听见热闹,又发现免费,都忍不住停下来看看。阿茂的演出曲目中有一首叫《高等教育》,那是他在华师大宿舍里写的歌,最后一句是“高等教育狗屁狗屁!”一听这个,全场兴奋地一起高喊“高等教育狗屁狗屁!”还有观众冲上舞台一起唱。500 元先生在台下捏了一把汗:“幸好是过年,要不然被人举报我们就惨了”。《高等教育》唱完,观众大声问:“怎么样快演完了吧?后面还有没有?”一边吵一边往台阶上挤,包围着舞台的圈子越来越小,观众和演员混在了一起,几乎面贴面,场面极为混乱。在阿茂后面上台的仁科看着,心想这还能演吗?——500 元先生一把拉过他说“到你了,赶紧去!”

    这场音乐会让仁科认识了阿茂。在他们的记忆中,那是一场很成功的演出。

    那一阵子,仁科不上学也不上班,每日在家画画弹琴,还有就是跟一个叫楚雄的朋友聊天。

    一天,500 元先生从海丰中学下班回家,在路边看到一张卖刻录CD 的手绘海报,联系人就是楚雄。楚雄认识了500 元先生,经常去找他借书读。500 元先生对楚雄的感觉很复杂,在他看来,楚雄是个理想化的人,“而且是一种很混蛋的方式”。楚雄博览群书,酷爱思考,也是个摇滚迷;他吉他学得不错,但总是对自己不满意,也看不上其他所有的吉他手;他与家人关系恶劣,向很多朋友借钱以维持生活。500 元先生说:“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很多东西说不通,但是他的整个理论系统还挺完整的。如果用理性的方式跟他聊天,会觉得是跟一个疯子在聊。但是我很尊重他的思维和他的世界。”

    仁科在500 元先生家里认识了楚雄。楚雄推荐大量的音乐、小说和诗歌给他,读完听完,两人认真地讨论“哪里好”和“为什么好”。除了文艺,仁科还会和楚雄聊哲学,聊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具体问题和形而上观念。“有时候聊到早上八点钟,不睡觉,那时候不睡觉也不会困。”

    两人聊天的地点经常是海丰烈士陵园。有一次,他们聊到裸奔,仁科说他觉得要考虑到身材,“如果身材好一点,可能我会裸奔”。楚雄说,你这样想错了,裸奔的点不在这儿,真正裸奔不会考虑身材。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,他马上站起来把衣服脱掉,在烈士陵园里走了一圈。“很丑,他的身材。”仁科说。“当时聊了很多,他的观点我不一定所有都同意,也不一定所有东西马上都懂。但是他唯一跟我很强调的一点就是人不能假,一定要真。”

    有的时候谈话密度太大,仁科会跟楚雄说,我太累了,不聊了,我们一个星期别见面。二人就不见面。除了仁科,海丰没有人会跟楚雄聊天。

    仁科说,楚雄是个很聪明、很颓废又很绝望的人,“他给我灌输了很多知识”。在16 岁的年纪,与这个朋友的高强度交流为仁科许多本质上的观念定了调性,譬如,“生活是没希望的,这就是命运”。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,仁科经常想,如果现在跟楚雄聊天,肯定两个人会聊得更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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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 五条人在北京演出现场

    2004 年,认识楚雄八个月后,仁科决定去广州投奔阿茂,“我要走了,还经常给他打电话——不是给初恋打电话,是给他打。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初恋。”

    仁科有个同学哥哥是开黑车的,双层卧铺大巴从海丰到广州,走国道要走六个半小时。同学想去广州玩,仁科就跟着,他根本没告诉这个同学,他到了广州就没打算回来。前一天,仁科住到了同学家里,身上带了140 块钱。仁科的油画颜料还剩不少,一瓶十多块钱卖给别人,凑够了这笔钱。他跟爸爸说还要点钱,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。临走那天晚上,爸爸有点不好意思,出门买了一袋香蕉给他。

   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,在烈士陵园门口,仁科拎着一袋香蕉上了车。

    500 元先生最后一次见到楚雄,是好几年之后在海丰的麦当劳。在厕所旁边别人最不喜欢的位置,楚雄和一个女孩面对面坐着,什么都没点,“好像在谈理想”。听说他曾经去了好几个城市打工,也去过苏州的一个酒吧驻唱,但是经常和别人合不来。

    离开海丰后,仁科和楚雄缓慢地失去了联系。仁科在广州,楚雄去找过他两次,仁科将这事儿写入了《疯马村永恒的一天》。“从前你们都说楚雄他疯了/他居然跟马在赛跑……今天楚雄来石牌唱歌/戴着墨镜身材高大/他和我们不一样/ 唱着最美丽的歌谣”,第一段之后,歌词变成了唱名。“拉西都米都西,拉西都米都西”,在轻快的手鼓伴奏中,仁科悠然而认真地唱完了这首歌。

    3

    仁科在广州落脚的第一站,是华师大小北门附近阿茂的住处。“很好,第一个月免租。”仁科说。

    阿茂高考考得不好,又不想复读,就在2001 年来了广州,投奔他在华师大读书的哥哥大茂。最初的一年半,他住在华师大的男生宿舍里,混大学里的的的各种电影课程,还义务参与了华师大甘小二老师的电影拍摄。之后阿茂想着应该挣点钱,于是开始卖打口唱片,档口设在华师大西门的斜对面。

    仁科有两个舅舅在广州打工,一个卖手机,一个卖家具。家里人想让舅舅们给仁科介绍工作,到了广州,他给舅舅打电话。三天后,一个舅舅来和仁科见了一面,给了他200 块人民币做本钱。阿茂想,自己在卖打口碟,不能让仁科也卖,“这样会抢生意,打架也不好”。于是建议仁科去卖盗版书。

    阿茂将仁科介绍给一个走鬼卖盗版书的朋友赵云。赵云生意做得好,有很多老顾客,他很痛快地带着仁科去了进货点。用那200 块钱,仁科进了一批畅销书:《中国农民调查》、《水煮三国》、《潜规则》、《血酬定律》、《细节》、《谁动了我的奶酪》。“走鬼往哪里走?只能跟着老手。盗版书有很多进货点,但那个鸡贼一开始只带我去一个点,”仁科说,“后来我对他很好,取得了信任,他就带我多去几个点。”这位赵云,几年后也出现在五条人的歌《走鬼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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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 五条人2016 回到海丰音乐会

    仁科的摊子摆在阿茂旁边,挨着卖,不冲突。第一天仁科就卖了一百多块钱,生活问题解决了。

    那个时候,仁科和阿茂一起住在一套只刷了墙壁的毛坯房中。两室一厅中的厨房也被用作房间,常住人口五个,峰值时期达到十人。一伙年轻人满屋乱睡,天气热的时候,大家一块儿睡天台,睡到早上太阳晒屁股时起来,想做生意就出去转转,大多数时间还是一起胡玩。家里有几把质量很差的吉他,随便谁都能捡起来弹一段,唱一会儿。“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,我们搞一个乐队发展发展,”仁科说,“肯定会被笑死。”

    2004 年夏天,卖打口碟攒了500 块钱,阿茂伙同一帮朋友出门远行。在天河立交桥下,十个朋友每人花80 块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。阿茂个子高,车矮,他把车座锯掉,再用电焊增高,骑上试试,“舒服了一点,出发”。

    十个人的出行计划是一路骑到云南。“我们什么也没带,没钱,没睡袋,每人就带一件厚衣服,就十个乞丐的样子。”白天使劲蹬车,晚上睡停车场,用洗车的水龙头洗澡。骑了五六天,一行人终于出了广东省。同行的朋友里有几个是学生,到阳朔,他们掏出学生证,到教育局的科室里睡了一觉。

    到了阳朔,由于意见不一致,团队分裂了。五个人往回走,阿茂和另外四个人继续前行,骑到三江,二手自行车坏得差不多,实在骑不动了。阿茂改坐火车从桂林出发,坐十几个小时到昆明,再转到他喜欢的大理。“那是我第一次坐最破的绿皮火车,几十块钱,脏得一塌糊涂。现在想起来都可怕……青春无悔。”阿茂把单车放上另一列火车运回来,交给留在广州的仁科。

    这次出行仁科没有参与。他当时的理由是“我在广州也是旅游的状态,在一个陌生城市街上走,和我在广州街上走是一样的——实际上是没钱。有钱就去了,没钱要想各种逻辑,来说服自己这是对的。”仁科逻辑很多。

    阿茂出发的那天,仁科目送他们到了火车东站,心想:“这帮人走了,广州就属于我了。”

    仁科卖盗版书,自己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书包,里面放书,城管一来他不跑,镇定地站在原地,把书包起来。结果某日,他的包和书一并被没收了去。他跑去城管楼想把书包要回来,无果。“刚好我那天下了重本,拿了很多货,全部被收了之后,我就觉得差不多了,手头没钱,这个事情就结束了,因为我不是要靠这个一路发展的。”阿茂奋力蹬车的时候,仁科占领了阿茂留下的市场空白,把阿茂的打口碟拿出去卖,“但是我没坑他,卖一张分他一半钱。”

    四辆自行车回到广州,仁科带了个哥们儿,一个人踩两辆从东站骑回来,完成了阿茂的冒险。仁科说:“这个,以后我要拍成电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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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 五条人2016 回到海丰音乐会

    阿茂回到广州后,打口碟的生意更上一层,他成了发货的上家,有了更多的空闲,他和仁科一起混在街头,打各种各样的零工玩。他俩最为津津乐道的“项目”,是为某运动品牌做校园推广。

    那年,这个品牌设计了新LOGO,要在大学里贴海报,贴贴纸,发传单。“它让我们在大学宿舍、教室宣传栏各种贴,那个东西一贴上去撕不下来,我们发现这个很没公德心,就发明了一招,在地上磨了砂一贴,贴完拍照,再撕掉。”

    仁科做包工头,他和阿茂一组,阿茂的表弟和阿茂的弟弟一组。每人拿着海报拍两张照片,拍完换身衣服,再拍两张。海报拍几张,撕掉,传单也是。整个大学贴完后干干净净,一张海报都没有。然后照片发回传播公司验收——“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用了摄影技术”,仁科说,“一沓传单扔在垃圾筒,这是很缺德的,但是他们付的钱只够这么干。”

    做完这个“项目”,仁科分了一千多块钱,他独自出门旅行。这是仁科第一次坐火车。上车前,他根据电影发挥想象,带了吉他又带了书。车开得慢,人很少,很舒服,仁科对着窗户,在一个本子上写了很多东西。“本来还打算卖唱挣钱,但是火车上人太少了,而且火车上播音乐。所以想象和现实是有差距的。”

    仁科在外面待了一个星期,一千多元全部花光。

    说起卖打口碟的岁月,阿茂对仁科有一点愧疚。有次仁科介绍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去找阿茂,一次性买了一千多块钱的碟。“我自己觉得我平时都是不会亏待人的,但那次不知怎么回事,我没给他钱。”阿茂看着仁科。

    “没事, 我不记仇的,你现在给也不迟,都说出来了,快给。”

    “对,算一下这笔账——那些钱就用利息抵了。”

    来广州之后,仁科几乎只管阿茂一个人借过钱。借钱的情况一定是他没钱吃饭了,借的数目不大,二十、三十、五十、很少超过一百。“我放心借给他,”阿茂说,“因为总是有借有还。” 看那时候的照片,仁科身上的衣鞋不是大就是小,有一些是阿茂给的,有些是老同学寄来的。除了房租、吃饭和看演出,仁科的想法是尽量不买任何东西。

    “因为对生活没要求,就不会为了钱发愁。”仁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穷,他说,这种观念,大概还是来自16 岁时跟楚雄的讨论。“现在年轻人去参加歌唱比赛,他是有希望的,不管他玩得怎么样,他会希望这个东西发财。我一直到出唱片都没有对这个抱过期望,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个概念,就是也许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出唱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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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 五条人2011 回到海丰民谣会

    2007 年,为筹办亚运会,广州开始严打“走鬼”。摆不成摊,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美院旁边的大学村租了一栋老房子,做了个唱片店,专门卖唱片给大学生。那段时间,他们就住在那栋房子里,整理几年内两人积累下来的作品。这些歌,普通话和海丰话都有。他们第一次有了意识去完成一首歌,但是还没有做唱片的概念。

    第二年,周云蓬到广州领“青年领袖”奖,通过李文枫,仁科和阿茂认识了周云蓬和他当时的经纪人佟妍。周云蓬在“喜窝”酒吧演出,仁科和阿茂作为暖场嘉宾,唱了《阿炳耀》、《十年水流东,十年水流西》和《绿苍苍》。

    听了三首歌,佟妍马上表示,要帮他们出唱片。仁科想,这可是北京过来的人,这么牛。

    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,拿着迷笛音乐节500 元的邀请费,仁科、阿茂和另一个朋友去了北京。音乐节因为奥运会被取消,但仁科和阿茂还是很开心,他们第一次来到了首都。“北京太漂亮了,交通又好,天啊云啊,特别舒服。”他们去了故宫,又在故宫后面的胡同里修好了仁科坏掉的手风琴,还办了暂住证。在北京,仁科和阿茂又给周云蓬做了一次暖场嘉宾,随后在江湖酒吧演了两场专场。回到广州,两人用佟妍提供的经费录了一张6 首歌的小样,第二次来到北京时,交给了佟妍。

    2009 年3 月,仁科、阿茂在厦门朱芳琼的录音棚录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《县城记》。录唱片时,两人为乐队起名,觉得“两条人太少了”,想起之前在天台上胡玩的年月,他们将乐队定名为“五条人”。唱片文案包装由老朋友区区500 元先生设计,7 月份,佟妍创办的独立厂牌“刀马旦”发行了这张专辑。

    当年年底,五条人当选《南方周末》的年度音乐人。乐评人李皖给《县城记》的评语是:“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。地域如此之小,世相却如此之大。”

    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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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我们唱》

    叶三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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